首页 新闻 论坛 海疆纵横 红色记忆 新媒体 爱海洋 海疆综合 图片 视频 海疆大家 南海书城 专题
分割线
光影激荡不屈的灵魂(铭记·抗战中的电影)
来源:人民网-人民日报 2019/09/09 10:12:28
字号:AA+

导读: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队伍里,除了浴血疆场的猛士,还有这么一群人,他们穿梭于抗战的前线后方,以镜头为武器,以胶片为甲胄,不仅记录了中华儿女家园沦陷的痛与恨、舍命报国的勇与诚,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、团结抗日的精神面貌。

图为拍摄于1938年的延安电影团合影。

吴印咸家人提供

图为吴印咸带到延安的三台照相机。

吴印咸家人提供

在中华民族的抗战队伍里,除了浴血疆场的猛士,还有这么一群人,他们穿梭于抗战的前线后方,以镜头为武器,以胶片为甲胄,不仅记录了中华儿女家园沦陷的痛与恨、舍命报国的勇与诚,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、团结抗日的精神面貌。他们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,创造出了极具生命活力、艺术魅力与历史影响力的影视作品,不仅在当时鼓舞广大民众投身于抗日洪流,而且为后世留存了那个特殊时代的诸多珍贵记忆。这群把爱国赤诚付诸影像的战士今天已经渐次远行,但他们的作品与精神,却足以为后来人所记取。

——编 者

纪录片《延安与八路军》

天下人心向延安

王一岩

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。

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,周恩来亲自组织、安排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有计划地撤离上海,聚集到当时的抗战领导中心武汉。武汉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,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,分管文艺的政治部第三厅则由郭沫若任厅长、共产党员阳翰笙担任办公厅主任。那时,自编自导自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《桃李劫》的袁牧之找到阳翰笙,要求上前线去拍摄反映八路军抗日的纪录片。不久阳翰笙告诉袁牧之,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组建电影团,周恩来还委派他去香港购买胶片和机器。袁牧之喜出望外,立刻动身前往香港,在廖承志的支持下,购得了16毫米摄影机等器材和数万米胶片。回到武汉的时候,袁牧之见到了拍摄《四万万人民》的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,并从后者手中获得了埃姆摄影机和一些剩余胶片的资助。

1938年秋天,袁牧之和吴印咸携带所有的摄影器材和电影胶片,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。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,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,简称“延安电影团”,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团长,袁牧之担任编导,负责艺术创作。电影团成立后,袁牧之立即开始采访,并完成了脚本写作,纪录片定名为《延安与八路军》。

1938年10月的一天,陕北公学、抗大等部分青年学生登上华侨捐赠的两部卡车,随延安电影团前往黄陵县拍摄《延安与八路军》。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,所以选择在黄帝陵开机拍摄第一个镜头。根据参加拍摄的青年学生、后来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、国家电影局局长陈播生前回忆,由于胶片紧缺,拍摄严格按照袁牧之的采访提纲进行。第一个镜头就是黄帝陵的石碑,第二个镜头俯拍公路上行走的男女青年学生,第三个、第四个镜头也是陈播等青年学生背着行李从各个方向奔赴延安。

影片拍摄并非一帆风顺。一天早晨,摄影师吴印咸在延安的南门城墙上架好了摄影机,陈播等青年学生和八路军战士列队在高高的城墙下等待。只等导演袁牧之一声令下“开麦拉”,就从巨幅的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标语前走过。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,在预演了几次后正准备正式拍摄时,一场大雨从天而降。这个“大场面”的第一次拍摄只好草草收场。

那时,袁牧之和摄影师吴印咸等电影团成员全身心地投入《延安与八路军》的拍摄。他们记录了毛泽东、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景;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生活、生产、经济的发展,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以及延安的自然风貌;晋东南、晋西北和河北地区八路军、民兵和儿童团的抗日斗争;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场景……用一个个电影镜头表现了“天下人心向延安”的主题思想。

纪录片《延安与八路军》前期拍摄完成后,因延安没有电力、清洁用水,也没有制作设备,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,于是中央派遣袁牧之和音乐家冼星海前往苏联,完成《延安与八路军》的后期制作和配乐。

1940年初,袁牧之把拍摄的35毫米胶片部分带去苏联,于1941年在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将片子基本制作完成。然而1941年6月,苏德战争爆发,袁牧之随着莫斯科所有的重要机构迁往西伯利亚。迁移途中,胶片素材遗失大半。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后, 曾由陈播同志去苏联找回一部分影片资料, 其中有不少是抗战期间拍摄的。但这部影片的全部底片和素材一直没有找到。

虽然纪录影片《延安与八路军》最终没能与观众见面,但是回望硝烟,中国纪录电影工作者用影像为时代记录的不懈努力,依旧值得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铭记。之后,电影团又拍摄了《南泥湾》《十月革命节》《新四军的部队生活》等大量纪录片、新闻片,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最珍贵的影像。

(作者系中央新影纪录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)

93岁秦怡深情回忆

我这样成为文艺抗战的一员

1938年夏,我只身逃离家庭。当时16岁的我幼稚简单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,就是不做亡国奴,去前线抗日。

当时的电影创作与戏剧演出构成了大后方文艺领域的一道风景。两者平行而又交叉,许多文化人既是电影创作的主力又是戏剧运动的中坚力量。抗战初期,戏剧活动集中于上海和武汉,武汉失陷后各方文化界人士涌向了重庆。我一路跟着大家走,从上海到了武汉,又从武汉转到了重庆。在重庆,我接触到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导演——应云卫和史东山,以及更多的文艺家,他们是我从事艺术的启蒙老师。

史东山早在1932年与蔡楚生等合作拍摄了《共赴国难》。1938年他拍摄的《保卫我们的土地》是抗战后推出的第一部表现抗战题材的电影,和后来的《好丈夫》《胜利进行曲》《还我故乡》等影片被称为“抗战四部曲”。抗战胜利后,他受周恩来委托,在上海和阳翰笙、蔡楚生、郑君里等组织联华影艺社,成为抗战后进步电影的新阵地。他编导的影片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,被誉为“为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基石”。应云卫早在1930年8月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,他导演的《八百壮士》上映后轰动武汉,成为场面宏大、悲壮激烈的抗战电影的代表。1940年,他赶赴内蒙古草原外景地,导演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、蒙汉团结抗日的影片《塞上风云》。两位导演的言传身教至今令我难忘。

在重庆,国民党政府对电影拍摄控制得很严。1942年初香港沦陷后,原先从香港进来的电影器材供应出现断档,大后方的电影活动几乎陷于停顿,戏剧便成为我们电影人的战场。

在日军飞机整日轰炸的情况下,应云卫、陈白尘曾带领我们十几个青年,住在南岸黄角桠一间破木板房里。我们既是编、导、演,又是炊事员、采购员,还要兼管化妆、服装、道具。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,陈白尘编剧的《大地回春》于1941年11月底在重庆演出。

有一年过年时,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,同桌的几人中有一位是周恩来同志。吃饭时,周恩来问我:“你在哪里工作?”我说:“在做实习演员,有时还在合唱团里唱歌,就在那里混混。”他就问:“你唱什么歌?”我还很理直气壮:“当然是抗战歌曲了。”他就说:“你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。你想想看,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你们这个歌声鼓舞下,走上了前线,浴血奋战取得了胜利。”这件事情教育我,即使一个最普通的角色,在抗战中也有自己的价值。

在党和许多同志的支持下,我们演出了一部又一部戏:陈白尘编剧的《大地回春》《愁城记》、老舍编剧的《面子问题》、阳翰笙编剧的《天国春秋》、郭沫若编剧的《棠棣之花》《屈原》、石凌鹤编剧的《战斗的女性》,还有外国的《茶花女》《钦差大臣》等等。就这样,我从一个不想当演员的人,爱上了这个事业, 成为文艺抗战的一员。

原标题:光影激荡不屈的灵魂(铭记·抗战中的电影)

责编:谭莹莹 (如涉版权请联系banquan@haijiangzx.com  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)
标签
  • 袁牧之,1941年,中国电影制片厂,电影创作,电影拍摄
赞  打印 分享
相关阅读
分享